推陈篇选（47） 我的另一位姓吴的老师

        前面说过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吴锡九先生，多年以后我去美国时又遇到一位姓吴的老师，虽然我在他手下只工作了三个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时间，然而他的为人，他的处事，他的胸襟，他的气度，却深深印刻在我心中，至今不忘。他就是吴葆刚先生。

        葆刚先生出国前曾在北大任教，我去美国时他是ADS(Advanced Display Systems,Inc.)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葆刚先生的父亲是老一辈的著名作家吴组缃（我到葆刚先生家中看到过挂在墙上的老舍先生赠送给吴老的亲笔条幅），他的岳父周寿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周老生前是广州中山医学院的副院长，内科学一级教授，内分泌专家，钟南山院士的父母是周老的亲密朋友，在周老100诞辰纪念会上，钟南山以小辈的身份深情怀念周老，与会者无不动容。

        葆刚先生和夫人周萼老两口在美国，他们的孩子呢？我看公司的同仁都不愿提及此事，就没敢多问。直到有一天周萼老师亲口对我讲，他们的一对儿女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遇难了。从此我也再没在他俩面前提过这伤心事，只从旁感到他们已将极度的痛苦埋在最深处，互相支撑着前行（他俩有时外出散步都是手拉着手十指紧扣亲密无比）。

        近日偶然读到一篇文章(作者 陶怡)，让我知道了32年前催人泪下的真事儿。原来地震刚发生时他们的孩子还在叫“爸爸，妈妈”，他们以为两个孩子活得好好的，就把周围的邻居一个一个扒出来，救出了很多人，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却没能出来，最后窒息而死。事后很多记者要采访他 们，被他们一口拒绝。葆刚先生对记者说：“我不会舍弃自己的孩子先去救他人，我们当时只是判断失误。”坦率、真实，蕴含着一个父亲深切的悔痛。几十年后听起来，我们依然敬仰他当年舍己救人的英雄气概，更感到他那真实的人格魅力和伟大的父爱光芒。

        ADS公司有许多中国人，也有美国人。有一天，我看见几个陌生人进来找吴先生，离开后公司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打听，来者是当地政府官员，来查我们公司的“违法”行为。原来我们公司买了一套软件，原先裝在一台电脑上，后来众人发现此软件极佳，便纷纷拷贝到自己电脑上（这在中国算什么事儿！）。这事不知怎么被当地政府晓得，便派人来查处。我们这些中国去的朋友第一反应是：“谁去告密的？”我们几个把怀疑的“奸细”锁定在公司的美国人身上，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查出来，以防后患。这时恰巧吴先生过来，知道我们在这般议论后，便坐下来跟我们谈。吴先生告诉大家，这个“告密者”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错的是我们，是我们违反了美国法律，我们应该受到处罚，我们应该改正错误。吴先生一再强调遵守法律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绝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一场软件风波变为了一堂法制课。

        葆刚先生在北大时参与了“人体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与可诱发性”（说通俗一点就是所谓的耳朵识字吧）的研究，我正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在一次吃饭时同先生聊及此事，先生显然不愿提起那段往事，但又很明确地跟我说，他们做的实验是很严谨的。耳朵识字的风波曾经传遍过大江南北，后来被斥为“伪科学”，许多有身份的、受人尊敬的学者文人都出来指斥，上纲上线。但我却一直对此抱有疑问，觉得本来是学术研究的事情最后被扯到政治上，那还说得清？（这种事我们遇到还少吗？）近日读到科学院力学所范良藻先生的回忆文章“钱学森先生的思维哲学和治学之道”中提到，力学所也有一批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结果，范良藻先生在文中写道：“自然界有太多的未知领域挑战人类智慧，多怀一份敬畏并不见得就贬低了人类尊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如此婉转地诉说自己的感受，怎不令人无限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