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何会堕落成汉奸？

周作人落水是桩悲剧，有他个性的原因，也有偶然因素的推动。

周作人个性很像其祖父（周介福），他的祖父因科举受贿入狱时，周作人常陪伴左右，沾染了懦弱、孤高、多疑的性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鲁迅和周作人的祖父受贿，根据当时的法律来说，确应严惩，但目前很多论文是拿清朝盛期处理的方式来和清代晚期对比。可事实上，到嘉庆时，科举已原不如乾隆中期那么严格。比如明令不得带书入考场，举子必须搜身，但嘉庆时，书生已雇佣书童公然将书挑入考场，考试期间且有人送饭，而行贿行为亦不罕见。

中国古代民间的圈子行为与王法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取决于统治者的力度，力度强，则民间收敛，力度弱，民间迅速反弹。鲁迅与周作人的祖父做法是典型的潜规则，不想被人出卖，于法自然不合，但在当时，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自然会想不开。这与他性格比较孤傲、与同侪关系不佳有关。据说周介福善谑，周作人曾检讨自己说身上有“流氓鬼”缠身，这大概就是受祖父和当时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周边环境影响了。

家道中落后，鲁迅作为长兄，承担较多，考上赴日留学生（当时人们不愿意出洋，同期5人考上，有人借故不去，所以不算太难考），后学业半途而废，将周作人带到日本。

鲁迅对周作人比较粗暴，动辄痛殴，周作人则比较懒散，这对周作人的性格会产生负面影响，更偏于懦弱。

周家兄弟回国后，周作人先成名，因他日语好于鲁迅，又擅德语、希腊语等，创作上也比较有成绩，一度领袖文坛，而鲁迅此时专注于考据，强弱易位，二人情感已有裂痕。

鲁迅因《新青年》而成名，周作人与新月派中人交好，鲁迅则与徐志摩、陈源等势同水火，加上羽太信子的因素，导致鲁迅与周作人彻底分裂。

周作人性格懦弱，凡事不愿出头，他很少主持文坛活动，虽然也推荐了不少新人，但基本不管事。张作霖占领北京时，鲁迅等人被迫南下，周作人却岿然不动。由此不难看出，1937年他选择不走，实为“遇事隐忍”“不愿迁移”的习惯性选择。

周门四弟子中废名曾劝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表示，跟那些人走，不会有好下场的，不如留在北京。

当时许多人劝周作人走，如胡适等人，但周不为所动。一方面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加上他的知名度，他认为日本人不会拿他怎么样；另一方面，周的生活技能太差，担心漂泊之下，难以自养。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南下时，托周作人保护北大校产，周更有了不南下的理由。但北大初期还有一点汇款，后期这点前也没了，周作人一大家子人生活出现了一点问题。

周作人不肯离京，加上他夫人是日本人，一时“投敌说”甚嚣尘上，胡适等人还为他辩诬，但爱国学生（都是当时的高干子弟）组成的“锄奸团”决定拿周开刀，以粉丝之名登门拜访，一枪打中周作人的腹部（周系皮带甚高，子弹正好卡在皮带扣上，未伤及性命），还打伤了周门弟子沈启无（后因学术争论，被周逐出师门）。

其实，此时周作人屡次拒绝日本军方诱惑，不打算投敌，此次刺杀却让周误会为日军的警告，所以很快便投靠了日伪组织，由于周的巨大影响力，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在日伪组织中，周作人基本没做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还曾帮助抗日爱国青年逃脱，因受王揖堂等人排挤，周任伪华北教育督办，不到一年便被“挤下了台”。不过周曾穿日军军装公开活动，还参拜过靖国神社的，丧失民族尊严。

周作人在北大，红楼地下室为日军关押爱国志士之所，拷问终日不断，惨叫声声入耳，周作人却泰然自若，令人愤怒。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力主严惩周作人，傅本是周的学生，但颇重视气节，此外在中山大学时与鲁迅曾发生冲突，对周无好感。周作人称自己留在北大，出任伪职，是蒋梦麟所托。可令人惊讶的是，同乡蒋梦麟竟不肯为周作人作证。周作人顿觉自己落入祖父相同的人生悲剧中，更加愤世嫉俗。

原计划处死周作人，可能是胡适暗中助力，只判了15年徒刑，不久因病获释。

周的落水大概可给人三点启示：首先，大是大非的事上不能含糊；其次，好朋友现在委托你，但将来他也可能出卖你；其三，胡适是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