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打死不做汉奸，真汉子！

不做汉奸，知名的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可谓佼佼者，还有就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徐世昌老朋友曹汝霖（汉奸）从北平到天津，游说徐世昌：南京是亲英美派当权，日本因此权力受损，才和中国打仗。如大总统出山，代表政府和日签订亲善条约，日本就会撤兵。” 　　

徐世昌说：“我老了，这事不能干”曹汝霖走后，徐世昌对下人交代：“以后曹汝霖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天津汉奸市长潘毓桂让徐世昌的侄子徐一达转告徐世昌，只要徐世昌答应任华北的领袖，就把北平市长的位置给徐一达。硬气的徐一达谢绝传话，徐世昌最后知道了。对徐一达说：好孩子，“国破了，让我去当华北领袖，不就是当汉奸。那是要留千古骂名的。”

1938年，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约徐世昌定期见面，徐世昌以有病为由，拒不见面。土肥原找到徐世昌的学生金梁去拜见徐世昌，对徐世昌说：“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想拜见老师，请老师出任华北领袖，只要你同意，就再请宣统皇帝正位。请徐大总统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徐世昌说：“我多年有病，精力已衰，不能就任那个什么华北的领袖。” 　　金梁说：“我来是为了老师的晚景，人人都个晚年，望老师有以自见。” 　　

徐世昌听到金梁这样说愤慨大骂：“金梁，你就是个混蛋。”然后徐世昌老泪纵横说：“没想到遇到这样的学生，没想到这个年纪，还有汉奸学生让我当汉奸。”说罢拂袖上楼，从此再也不见学生金梁。 　　

1939年春末，徐世昌得了膀胱炎，需要动手术。天津医院设备较差，请来北京协和医院的美国医学博士诊断，建议到北京动手术。徐世昌恐怕日本扣留他，决意不去北京协和做手术。1939年夏天病故，享年85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为避免中国出现太过强烈反抗，日本人开始在北方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伪满洲国的溥仪，和其他一些人，都因为日本的这个战略，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

那么华北要交给谁来管呢？日本人将目光投向了独居天津的段祺瑞，为了请段祺瑞出山，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特务机关首领土肥原贤二，曾经多次上门拜访，想通过他建立一个华北的傀儡政权。

然而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和利诱，段祺瑞都丝毫没有动摇，随着日本人的耐心不断的减少，为了自身的安全，1933年初，段祺瑞突然对外宣布将南下，看望在上海读书的二女儿段宏斌，并往浙江普陀山拜佛，名义上是探亲，实际上呢，段祺瑞只是想尽快的逃离日本人的控制范围，以避免受到日本人的控制。

段祺瑞坚决不和日本人合作，甚至不惜逃离天津，看到这样的情况，最高兴的其实是谁呢？

那就是蒋介石，段祺瑞之所以敢大张旗鼓的离开天津，全程都靠蒋介石的策划。

1933年1月22日，段祺瑞南下上海，当他到达上海的时候，他坚决不和日本人合作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段祺瑞的名声之盛，甚至远超他当总理的时候，他到达上海的时候，蒋介石曾下令南京少将以上的军官，一律戎装过江到浦口车站去迎接他。

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前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拉拢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让他们为日寇效力。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争前后，日本人就想方设法拉拢杜月笙，先是物质利诱，后又恫吓威胁，要求杜月笙留在上海为日本人出力。然而，杜月笙却主意已定，决定离开上海逃往香港。

11月下旬的一日，他乘坐法国邮轮离开了上海码头。 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

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１万多元买了１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而且，他送这汽车不留名，张发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汽车是杜月笙一人赠送的，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２０万只。

８月１９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１５０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杜月笙还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

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７５００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１／６。 当前线军情紧急时，杜月笙还亲自组织自己的门生参加战斗，他的部队称为别动队。

１１月１０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有一位支队长战死得非常英勇，当他双腿被炸断以后，还匍匐在地上投掷手榴弹，最后手榴弹没了，还抱着日军一齐滚入苏州河。

然而，这支别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要将这时候停泊在长江内的日军军舰封锁在内陆，然后遣空军全部炸沉，给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个计划的关键是用沉船封锁江阴要塞，密令下达之后，又是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偷偷凿沉。

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大半长江航道。然而这一秘密计划被一个汉奸黄秋月，出卖给了日军，使得日军趁着江面还没有完全堵塞的时候，连夜逃出长江，此一计划功败垂成。

后来黄秋月被砍头示众，连带有十七位汉奸被枪毙。 在抗日面前统一战线年前，杜月笙一改之前作风，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1000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

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

在香港，他还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

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他为蒋介石立的一大功是将汪精卫手下两位大将高宗武和陶希盛拉过来“反水”，而且让他们偷出了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绝密文本，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出来，让汪、日秘密交易曝光，显出了汪精卫的卖国嘴脸。

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安排自己的门生留在上海，支持戴笠的军统“锄奸”，为此他的手下也做出了不少牺牲。比如他的总管万墨林就被７６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在牢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到医院里躺了将近半年，吃了不少苦头。但万墨林没有吐漏任何重要信息，也算是一条硬汉，为杜月笙挣足了脸面。

１９４２年３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