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原文及翻译（三十）

揆度第七十八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从燧人氏以来，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筹算，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共工当政的时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限制他们制造武器，烧山林、毁草薮、火焚大泽、驱逐禽兽，实际上都是为控制他人，这然后才得以统治天下。至于尧舜当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使大夫参与其事。”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他们命令‘各国诸侯之子到本朝为臣的，都要穿两张虎皮做成的皮裘。国内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这样，大夫们就都卖出他们的粮食、财物去购买虎豹皮张，因此，山林百姓捕杀猛兽就象驱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卖力。这就是说，国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兽就将被猎获于野外；大夫们散其财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这就是尧舜曾经用过的轻重之术。”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译文】桓公说：“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这句话里，什么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呢？”回答说：“权、衡、规、矩、准，这就是正名五。它们体现在颜色上，就分青、黄、白、黑、赤；体现在声音上，就分宫、商、羽、微、角；体现在味觉上，就分酸、辣、咸、苦、甜。这里的利用‘二五’，同上面的‘童山竭泽’一样，都是人君用来控制人们的。五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欲的；五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人君丢掉了‘二五’，就会亡国；大夫丢掉了‘二五’，就丧失权势；普通人丢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叫作‘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译文】轻重家的法典上讲：“自己说能作司马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说能作农业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说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砍掉他的双脚罚他守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嘘自己以骗取禄位了。这样，无论被人推荐当官的，或者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也都可以依法处理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失准的问题。”管仲回答说；“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控制我们，而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叫作失准。”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管仲说：“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开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商品一动，措施就跟上去。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商人就无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作‘国衡’。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译文】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何时终止？”管仲回答说：“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没有终止之时。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而不搞轨外的活动。可见，轻重之术的用处，在各诸侯国尚不服从时，可以为战争服务；在各诸侯国归顺时，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译文】管仲说：“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持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源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译文】管仲说：“善于主持国家的，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所以，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译文】“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钱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所谓‘号令重于宝物，社稷重于父母’，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当城郭陷落，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大臣都要殉难；但父母死亡，却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而且，卫国者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也只是与灾祸同居而已。”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

【译文】桓公说：“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使用阴山所产的礝碈是一种办法，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是一种办法，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是一种办法，使用汝水、汉水所产的黄金是一种办法，使用江阳所产的珍珠是一种办法，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种办法，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是一种办法。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狭掌握广的办法。天下的理财之法，莫过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吾有伏金千斤，为此奈何？”管子对曰：“君请使与正籍者皆以币还于金，吾至四万，此一为四矣。吾非埏埴摇炉櫜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为四者，数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阴山的马，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马的价格是一万钱，每斤黄金也是一万钱，我只存有黄金一千个，应当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纳税的人们，必须按钱数交纳黄金。我们就可因金价上涨而得到四万钱的收入，这就一变为四了。我们并没有使用冶金柑涡和鼓风炉来冶炼黄金，现在黄金之所以一变为四，只是运用理财之术的结果。珍珠来自赤野的末光，黄金出在汝水、汉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边山。这些地方估计距离周都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来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贵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规定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制约着下币刀布、上币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当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译文】百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十里路。一天确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运出国境，五天可以来回。百乘之国要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五天。百乘之国拥有耕地一万顷，户数一万户，人口十万人，有纳税义务的一万人，兵车百乘，战马四百匹。干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一百五十里路。两天确定计划，三天装载货物，五天运出国境，十天可以来回。干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十天。千乘之国拥有耕地十万顷，户数十万户，人口百万人，有纳税义务的十万人，兵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中央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百里路。三天确定计划，五天装载货物，十天运出国境，二十天来回。万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二十天。万乘之国拥有耕地百万顷，户数百万户，人口千万人，有纳税义务的百万人，兵车万乘，战马四万匹。

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策之数也。”

【译文】管仲说：“单身男子叫作鳏，单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独，必须由政府负丧葬之责：衣食要有三领，棺木要厚三寸，乡中官吏亲管其事，葬于公家墓地；战死者如是独生，还要赏给父母一匹马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为苦了。国君每到年终都视察邑里，看到劳力与别户相同而住房独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两束干肉、一石酒奖赏他们。对于体力充足而闲游不肯劳动的，如是老年人，则遣责之，如是壮年，则遣送边疆服役。对于无本经营农业的，则贷与土地和钱币。由此，百业皆兴，没有懒惰和失掉农时的百姓。这都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办法。”

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故先王谨于其始，事再其本，民无饘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然则奸涂不可独遵，货财不安于拘。随之以法，则中内摲民也，轻重不调，无饘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译文】上等劳力的农民可负担五口人吃饭，中等劳力可负担四口，下等劳力可负担三口。上等劳力的妇女可供应五口人穿衣，中等劳力可供应四口，下等劳力可供应三口。农民要经常耕作，妇女要经常纺织。一农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饿的；一女不织，人民就可能有受冻的。饥寒冻饿总是起因于土地经营。所以先王认真对待这个起因。农事收获达到成本的二倍，农民才没有卖儿卖女的；达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备粮吃饭；达到四倍，乡里富裕；达到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农事收入达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敛不止，那么，为非作歹的路上，单人都不敢出行，财货放在手上也不安宁了。随着用法律镇压，就等于自己在残害百姓。物价失调，饥民不能管理，百姓卖出的儿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这乃是亡国之道。

管子曰：“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译文】管仲说：“神农之术告诉我们：‘一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一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十倍；两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两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二十倍。’遇此情况，国家应当提倡用瓜菜补充民食。而对于没有口粮的农户，由国家供给旧年的陈粮；对于没有种籽的农户，由国家贷给可用的新粮。这样，才不会出现赢利十倍的奸商，也不会出现加倍收息的高利贷者。”

国准第七十九

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则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也？”管子对曰：“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国家的平准措施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国家的平准措施是按照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的。”桓公说；“何谓按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管仲回答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贮备各种物资。五家的办法虽有不同，而集中统一的作用是一样的。”桓公说：“那么对此五家的政策，借用哪家为好呢？”管仲回答说：“烧山林、毁草菇、火焚大泽等措施是因为禽兽过多。伐尽山林、断竭水泽是因为君智不足。焚烧草薮大泽，不使民间增加财利，既取消工具武器的发展，又闭塞人们的生产能力都是为了加强自己。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工具是为了不过分生产武器和工具而统一民心。派官吏管理人才、禁止私造刀枪、提倡仁义道德是在稳固基础上安定自己地位。五家的政策虽有不同，而作用是一样的。”

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桓公曰：“何谓？”管子对曰：“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译文】桓公说：“现时当政的王者，采用哪家的政策为好？”管仲回答说：“可以兼用五家之法而不可全盘照搬。”桓公说：“此话涵义如何？”管仲回答说：“设立祭神的坛场来封禁山泽，统一制造武器工具来运用物资，使天下同来经营但却严格着物价政策。实行伐尽山林与断竭水泽的办法，控制财利并掌握流通。开发矿山以铸造钱币，保存草地以建立牧场，使人民富饶起来。因为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糜鹿牛马的牧场。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发行货币来掌握粮食。这就利用了无用的土地吸收百姓余粮。五家的政策都采用了而没有全盘照搬。”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

【译文】桓公说：“上述五个朝代，已经概括了人们所知的各种办法了。以后成王业的君主如何，可以再谈一谈么？”管仲回答说：“重视调查而做到有条不紊，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条件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放弃。成王业的具体政策是不能事前安排好的。这里所说，只能是五家的平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