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原文及翻译（二十七）

管子轻重

臣乘马第六十八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谣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管仲接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那些成王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所以能五谷丰收。但是五谷丰收后，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说：“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桓公说：“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下达一个通令说：‘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到了大秋，五谷大熟，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你们的贷款，都要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州、里的官府收藏。’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

乘马数第六十九

桓公问管子曰：“有虞策乘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马，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桓公曰：“何谓以时行？”管子对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今至于其亡策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民无饘卖子数矣。猛毅之人淫暴，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此策乘马之数亡也。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我也想实行它，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桓公说：“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管仲回答说：“发布平准的号令，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成王业的国家，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春秋冬夏，不分年始年终，兴工动众；建筑宫室台榭。百姓不能经营农事，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又丢掉了夏天、秋天的理财时机。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贫病之民乞讨求食，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

桓公曰：“乘马之数，尽于此平？”管子对曰：“布织财物，皆立其赀。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公曰：“贱策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译文】桓公说：“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桓公说；“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则百物贱，粮价贱则百物贵。”桓公说：“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管种回答说：“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

问乘马第七十（失传）

事语第七十一

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事的最佳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什么叫最佳办法？”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夭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脆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舆。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译文】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做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有训练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

海王第七十二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译文】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桓公说：“那么，靠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桓公说：“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桓公说：“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行六千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上发令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地反对。现在取给于盐的政策，即使百倍归于君主，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这就是理财之法。”“现在铁官的理财方法是这样的：每一妇女必须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然后才能够做她的事；每一耕者必须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必须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不具备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天下无有。使针的价格每根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剪刀每把加价六钱，五六三十，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铁铧每个加价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其他铁器的价格高低，均可准此而行。那么，只要人们动手干活，就没有不负担这种税收的。”桓公说：“那么，没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就不能成王业了么？”管仲说：“可以依靠别国的山海资源加以借用。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十五钱的价格买进，而官府专卖的价格为一百。本国虽不参与制盐，但可以接受别人的生产，用加价推算盈利。这就是利用他人条件的理财方法。”

国蓄第七十三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译文】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译文】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译文】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译文】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千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千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敛收丝绸；夏锄时发放贷款，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故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籴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译文】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即使不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若是征收房屋税，会造成毁坏房屋；若是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若是按人丁收税，会断绝人们情欲；若是按门户收税，无异优待富豪。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所以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因此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征得收入，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征得收入。粮食在中等年景，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粮三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小孩吃粮二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小孩纳四十钱的税。这样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

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太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捍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诫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译文】前有万乘之国，后有千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抵国。前有千乘之国，后有万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距国。国土见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作衢国。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千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将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互相举兵相攻，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将士俘获敌虏，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结果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领土。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译文】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千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规定八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